诗经被称为经的是哪个朝代 诗经为什么是“经”

《诗经》是我们民族最美丽、最多的传说，可它离我们那么近，“诗云”与“子曰”并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几乎左右着我们的思维与判断，甚至我们表情达意的方式都蒙它赐予——所谓“赋诗言志”。

一个问题是：《诗经》本来就是诗，为什么成了“经”？

从创作论上说，《诗经》是“历史真实”的产物，也就是说，收集在这本古老经典中的三百零五首诗，都应该有一个创作背景，都是在特定历史事实的触发下创造出来的。

但是，它终究是诗，而不是历史，它们是经过心灵过滤的。它表达的不是历史真实，而是创作者的“心理真实”，它是情绪，是情怀，是喜怒哀乐，而且，和我们心心相印、息息相关，对了，正是在这一点上，《诗经》终于成了“经”：它是个性的，却也是共性的；它是几千年前的某一些人在特定环境下的独特体会，却也是几千年来直至今天我们所有人的共同感受！

因此，我们不从学术的角度，不从经学家的角度，我们从情感的角度去看《诗经》，最后，我们会发现，它仍然是“经”！

是爱情之经，是亲情之经，是友情之经，是同情之经，是爱恨情仇之经，是喜怒哀乐之经。

这些美丽的诗篇从何而来？什么人创造了它们？什么人收集了它们？又是哪些人在几百年青灯古卷旁守护它们，琢磨它们，最后把它们聚拢成册，成为一本凝聚民族情怀的美丽经典？当这本美丽的大书被编纂成册之后，它如何成为一个民族的核心记忆？一个民族是如何喜爱它，珍视它，代代传诵它，研读它，以此形成自己的文学传统，并从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力量？

是的，《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事实上，我们无论是对《诗经》本身及其中具体诗篇的解释，还是对《诗经》的编辑成书、分类标准和意图，以及它所呈现出的艺术独特风采，都莫衷一是。莫衷一是的事实表明我们都只是在臆测，在推断，而不是在证明与发现。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关于《诗经》的搜集，编辑，它是辑录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年左右的诗歌，其中的十五国风产生的空间范围又大得惊人——黄河流域、江汉流域及汝水一带全在其中，那么，如此漫长的时间和如此辽阔的空间，是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些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产生的诗歌收集到一起的？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的《汉书·食货志》、何休的《公羊传》注，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

五谷毕，人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从夜绩……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牌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公羊传》何休注）

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大量记载《诗经》的引用的《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只是一个缺乏证据的推断，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

《诗经》的搜集固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也需要有这么一个人，哪怕这个工作历经多人之手。那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物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看，它的作者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但这确实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抗战之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上发表《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等四篇文章，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把这四篇文章和写于1946年的另一篇文章结集重新印发，以《诗三百篇探故》的书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朱先生一定颇寂寞，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却没有人来与他讨论；他扔出了白手套，却没有人拾起来。换一个时地，他再扔一次，仍然没有人应战。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因为这事惹不起，大家都一齐躲起来了。

但另一方面， 上述种种学术上的疑问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背景。我们爱她，只因倾倒于她的风韵和美丽，却并不是因为了解到了她的出身，也不一定是“学术”地探究到了她美之为美的原因。

《诗经》三百零五首诗中的每一首诗，都是特定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特定情怀的表现，是一个人的情感，但它感动了我们，感染了我们，让我们感怀万端。因此，它也成了我们全体的情感。

据《世说新语·文学》的记载，那个东晋名相谢安，曾问谢家的子弟们：《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后来淝水之战的主帅谢玄答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

《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过度学术化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

（节选自《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