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年代 创业路上的坎坷

书接上回，我们继续讲述《回首前尘来时路，尽是泪眼朦胧地过往｜华商大咖吴二哥的故事》。

妈妈依靠的小助手

吴永健少年时代，与其他的普通的孩子没有两样。爸爸去世的时候，他正在万隆一间普通的华侨学校——培华学校读小学二年级。

早期万隆的华校一共只有四所小学 ：隆华、中平、侨平、侨公。后又创办了同益、济贫两校，可惜未办多久就停办了。1930 年代，福清人的玉融公会创办的清华学校后来居上，成为当地华校中的佼佼者。1946 年火烧万隆事件发生以后，华侨又创办了一所南化学校，也很有名。

到 1950 年代中期，万隆的华校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发展到十三家，吴永健就读的培华小学是其中一所不大出名的华校。

这间普通平常的学校，就是吴永健当年上小学时就读的万隆培华学校，其校园教室原本属于当地华侨社团创办购置的资产，1965年之后被当局强行接管，变成了政府所属的国民小学。

吴永健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班里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再加上他的个头也小，属于同学们眼中默默无闻的“小不点儿”，后来上了侨中也是这样。

在同班同学王朝关的印象里，吴永健当时并未显示出过人的资质。“他的头脑不笨，但也不是很聪明，学习成绩不坏，但也没考过前几名。”

王朝关先生如今是一名文化学者，他哈哈大笑道 ：“我自己那时中文不好，基本上属于比较差的学生，不得不留级再读，所以才会和年纪比我小的吴永健同一个班。他学习比我好一些，总之也是平平常常，想不到他毕业以后，却是我们这个班最早考上印尼国立大学的同学。直到二十年过去，他一边做大生意，还一边坚持读书深造，一直给他拿到博士学位。倒是他的哥哥吴永嘉读书比较聪明，永嘉后来考入万隆清华中学，毕业了也考上了印尼的医学院，但未毕业就退学了。”

1965年8月28日，吴永健和万隆华侨中学同学参加芝古拉特英雄街筑路义务劳动时的情景。那个长辫子的女同学背后，便是正在干活的少年吴永健。此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吴永健的同学林民生保存并提供给笔者的，在此向林先生表示感谢。

尽管在学校念书时表现平平，但是在家里，吴永健却成为母亲做生意最能依靠的好帮手。

这是因为 ：第 一， 哥哥永嘉没有在家。当吴永健长到十三四岁时，哥哥已是 17 岁的青年了。永嘉渴望远走高飞，要去雅加达投奔舅舅陈名谦先生，在其公司做伙计，顺便学习做生意。母亲苦留不住，只好让大儿子离开万隆前往椰城。

第二，比永健小两岁的弟弟阿生后来也不在家——他跟随华侨青年的回国浪潮，坚决要求回中国读书。母亲舍不得，但拗不过阿生，只好拿钱出来满足了他的心愿。

第三，姐姐碧贞出嫁了，而永健和阿生下面的妹妹和弟弟还很小，因此客观上只有在家的永健，最适合帮忙母亲料理一切，并成为她经营家庭工业不可缺少的一个助手。

父亲去世之后有七八年时间，母亲一直在全力以赴操持丈夫留下的榨油作坊。

吴家小小的车间里雇了两个本地师傅，吴永健和哥哥、姐姐也要帮忙挑拣花生里面的沙石杂质，同时把坏的、发霉的花生挑出来。

那些年，吴家的亲戚朋友和主客，一走近万隆巴西加里基街的那座外表是黄色的房子，便会闻到一股花生香味扑鼻而来。在吴家后院 ，有一口直径约 1.2 米的大锅总是在翻炒花生。炒锅旁放着一袋袋剥好壳的花生米。

原料都是妈妈去外面土产店里收购的。她很厉害，熟知印尼收成花生的季节，对爪哇岛每个产地的行情了如指掌，亲自跑到日惹、梭罗、泗水，都是和华人做生意，这样她收购的花生又好又便宜。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入中年的吴妈妈仍然不失风韵，但为了心爱的孩子，她终生没有再嫁。2014年8月，吴妈妈以97岁高龄去世。

吴永健津津有味地回忆说 ：

我家里榨花生油的方法，是父亲从福建老家南安带来的：挑干净的花生倒进炒锅生炒，一般炒到六分半至七分熟为宜。炒好的花生放入榨油机的漏斗里，就变成花生油流出来了。100 公斤花生米，可榨出 41 公斤油。新榨的油还有一点脏，我们发明了一个办法，用纱布给它过滤一下，经过几道过滤程序，倒进玻璃瓶里变得清洁好看，称为上等花生油，所以来买油的客人很多。那时候我们家里有 7 台榨油机，最多一天可以榨完 1 吨花生，当然大家也很累！

事实上，在爸爸去世不久，永健还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开始帮忙家里卖花生油了。

每天下午放学回来，我在后面房间里做作业，如果听到有主客来店里要买花生油，妈妈一个人又忙不过来，我就要上前接过客人的瓶子，拿到油桶边上把花生油装入瓶中。结果搞得自己手上沾了油，写作业又会把本子弄脏，我就只好用肥皂水洗干净了，再写作业，可是往往刚写了几个字，又有买油的主客进来，妈妈就叫我再去打油，然后又要再去把手洗干净，一次又一次……我嘴上没有说什么，但是也在心里发牢骚，哎呀，为什么这样麻烦！

说起半个世纪以前的点点往事，吴永健也感觉有趣。性格原本活泼的他，又露出可爱的笑容。

他喜欢和笔者聊天时不紧不慢地叙述，多少细节历历在目，一切都变成了亲切的回忆 ：

在华侨中学读到高三下学期，还差三个月就毕业了，印尼发生了“九三零事件”，华校被查封，我也失学了。当时印尼经济很糟糕，通货膨胀超过百分之六百。有段时间印尼盾贬值了一千倍，很多工厂企业倒闭，连累到我们花生油厂也不能做了，因为本钱都没有了。弟弟回国读书需要一笔钱。那时哥哥永嘉在穆斯多波学院就读医学专科，可惜未能毕业便退学，再转去试读贸易银行商科，但是又失败退出，他就去了雅加达，到舅舅的店里做学徒了。怎么办呢？我就在万隆帮助妈妈赚钱养家，也可以说是和妈妈相依为命吧。

我想到要做冰激凌拿去卖，家里就借钱买了一只雪柜（冰箱）。那时候一只雪柜 22 万印尼盾，妈妈去外面借了 10 万盾， 3分6的利息，但是我们成功生产出了“满波”牌雪糕。做了一段时间，就把买雪柜的钱连本带利都还清了。

那个时候，我还做过加工食盐的小生意，把粗盐买回家， 化成水，配好一定的浓度，放进容器，过滤，去掉盐水里的脏东西，再把它凝固了，就变成雪白的细盐，我们为这种细盐取了个印尼文名字，叫 KOKI，就是厨师牌，再包装好贴上商标，就可以供货外面的店铺了。你知道吗？当时我加工的这些产品，在万隆本地市场上 还是很畅销的。

岁月好像在战斗一样的生活中流淌，青春也和理想一同悄然生长着。

少年英俊的吴永健，眉宇间蕴藏着坚毅聪慧的抱负。

1968 年，21 岁的吴永健考入万隆纺织大学，命运女神开始向他展露微笑。他在这里吸取了专业知识，也由此铺设了通向成功的跑道，鼓起创业的勇气。

面对广阔的天空，年轻的吴永健犹如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鸟，他渴望冲上蓝天。但是，他也需要在考验体力和耐心的无数次飞行中，才能锻炼出坚强的翅膀。

国家局势的“分水岭”

研究印尼当代华商历史，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 ：那些有一定知名度的成功企业家，不管他们年纪相差多少，行业各不相同，但绝大部分都是在 1970 年前后开始创业的，然后至 1980 年代发展崛起，又在 90 年代亚洲金融风暴之前形成了规模。

这些年，笔者在印尼采访接触的数十位知名华商，包括本文主人公吴永健，几乎无一例外，皆是如此。

为什么他们发达显贵，都在同一个时代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 ：因为印尼整个的国民经济，也恰恰是在第二任苏哈托上台执政的这个时期开始进入快车道的。

从1945年宣布独立到1960 年代中期，这 20 年间，印尼在其魅力超凡的开国总统苏加诺领导下，虽然一度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大出风头，但是其经济建设却乏善可陈，千疮百孔，以至到了崩溃的边缘。

苏加诺时代，华人工商业者多是小规模经营，很少冒出重量级的大企业家。

1965 年爆发发的“9·30”事件，成为印尼政局与社会经济及意识形态的分水岭。“国父”苏加诺的政治生命因此黯然终结，而在这次军事政变中反击得手的苏哈托将军，却迅速攀上了权力的顶峰。

作为铁腕强人，苏哈托深谙权力之道。他坚信只有强势的集权，才能让他的国家免受土崩瓦解的威胁。他坚信贫穷是国家动荡不安的根源，经济的繁荣才能确保权力的稳固。这种政治逻辑决定了苏哈托一生的是非功过。

从 1966 年至 1968 年间，印尼军人政府经过三年的过渡，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渐渐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增加，虽然人们对 1965 年的血腥屠杀仍心有余悸，但经济上的好转却给人们增添了慰藉。

1969 年开始，苏哈托总统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计划，他网罗了大批专业经济人才担任政府要职。对于数百万有经商传统的华人华侨，苏哈托在政治文化方面实行高压禁锢，紧紧关上了一扇大门，在经济上却放松管制，鼓励华人投资兴业，各显其能，为他们发家致富打开了一扇相对自由的窗户。

到 1970 年代，印尼经济已开始初显繁荣迹象。短短十几年，这个国家便奇迹般地走出贫困，城市里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苏哈托也被称为“印尼建设之父”。

“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都是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连的。”这是大陆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其实海外的华人何尝不是如此！

就饱经风霜的印尼华侨来说，40 多年前侨居国发生的江山易主，风云突变，一片白色恐怖，虽然使他们备受惊扰，悲愤满腔，但却使他们在危机中获得了经营发展的机会，同时也为这个国家的经济振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实际上在那个年代，在华侨们满腔热爱、一心向往的祖国，亿万大陆同胞所遭遇的痛苦，比他们在印尼受到的磨难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泽东一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令无数人在气壮山河的口号声中变得狂热无比，任何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企图赚钱改变生活的念头都被打得灵魂出窍！全国人民在缺衣少食的贫困中煎熬度日。中国经济从此被东南亚各国甩开，一下落后了 20 年之久，直到 1980 年代邓小平重新上台，厉行改革开放，奋起直追，才使老百姓温饱有余，国家繁荣昌盛变成了现实。

翻看历史，正所谓世事难料，复杂难言。

是耶？非耶？真不是一时半时就能说清楚的。

针织衬衫铺开起飞的跑道

1966 年 3 月万隆华侨中学被军政府强制封校时，吴永健正在该校读高三下学期，眼看还差几个月就要毕业了，他却被迫失学，没有拿到那张高中毕业证书。大部分和他面临同样遭遇的华人孩子，或者因此愤恨难平，或者心灰意冷，他们宁愿无精打采地呆在家里，也不愿意——或者不敢再去就读印尼人的学校。

火红的时代，灿烂的年华，青春的记忆。这是吴永健的母校——万隆华侨中学女同学们1965年毕业前夕表演弓箭舞的剧照。

吴永健却有着不同于大家的想法，这位在侨中并不起眼的小个子男孩，最初也为没有毕业郁闷在心，一肚子委屈没处倾诉。不过，他很快调整了心态，对今后的人生目标做出了冷静的选择。

谈起自己当时的打算和经历，他饶有兴趣地回忆说 ：

我还想上学，可是没有拿到高中文凭也不能报考大学。我就想办法插班进了一所印尼人学校的高中三年级，再去读一年。

我们在华侨学校是以中文为主，印尼文也有学，不过程度不大好，所以我到了印尼人学校就比较吃力，有很多单词不熟悉。我只有拼命学，还好可以及格，让我拿到了印尼学校的高中毕业证，然后就参加了高考。我报考了印尼的大学，结果很幸运，居然被万隆的好几所大学同时录取了，一个是国立巴查查兰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第二是万隆工学院电子专业，还有一个是万隆纺织学院。我上大学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学到衣食住行中能够应用的本领，将来可以赚钱养家。所以我最初打算去巴查查兰大学，学习土木工程，想到如果学会盖房子，找饭吃会比较容易。但是去了之后发现，这个专业大概太过热门了，居然是 200 名学生挤在一个课堂上课，我认为太多人在一起，恐怕会影响学习质量。而纺织学院呢？200 多人报考，只录取了 50 人，而这 50 名学生一个课堂，就相对宽松，也比较安静，我就决定再转去学纺织专业，因为不论什么时候，人们总要穿衣，学这个专业应该是不错的。

万隆纺织工学院外景，此乃印尼纺织工业的最高学府。1966 年至1970 年代，吴永健曾经在这所大学就读。

纺织学院比较注重实践，学校里有一种手搖针织机，教我们用来练习织布——就是织那种羊毛衣，我很有兴趣，学会以后就在家里买了一部机器做手工业，也是贷款买的，很快又买了第二部，第三部，四部、五部，一直到十几部机器，全都放到家里，变成一个小型工厂。我又买了很多纱，做原料嘛！本钱不够，我也向很多人借钱，比如向一个客家人借钱，他叫李金兆，老先生现在还健在。还有一个陈建树，我也向他借钱，还有一个是我的好朋友陈治平的哥哥陈健民，也是我侨中的同学，我也向他借钱。当然借这些钱都是要还利息的，不过他们肯借给我，使我能够开办这个小型成衣工厂，我还是很感恩他们。我们从乡下招了二十几名女工，当时技术工人的日工资是 75 盾，我们付不起那么多，就包她们吃住，每天给 20 盾工钱。虽然不多，但是比一般工人的待遇还是会好一些，乡下女孩子在我家里吃住有保障，她们也愿意做，每天三班倒，24 小时机器不停，很快就把所有的贷款还清了。

我读的纺织学院，学制原本是 4 年，三年半读书，半年实习，成绩合格就可以毕业。但是因为我一边上学一边忙着开工厂做生意，就没有时间做功课，考试的时候有很多科目不及格，就不能毕业。还好纺织学院允许我休学挂科，然后再补考，一直考到全部及格为止，所以我这个大学最终读了八年才毕业。

不过，毕业的时候别人都去找工作，而我已经是个有一点实力老板了。

大学毕业照。

当他事业有成，又去攻读了工商管理硕士 ；后来再去钻研法律，并拿到了印尼一所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这使得自幼成绩优良，却未曾拥有大学文凭的哥哥不免感到有些妒嫉 ：“ 天晓得他这些学位是怎么来的！”

永健本人哈哈大笑：“你说我这个法学博士是野鸡文凭也好，我也不在意，因为我不靠这个专业吃饭，顶多想多学一点知识罢了。”

再回到吴永健开始创业的年代，似乎可以这样描述他那时的感受 ：

创业之后才知道，原来一切都没有那样简单。就算是一个小小生意，人情世故和市场竞争也有那么多！一点也不轻松，要起得很早，要忙到很晚，然而吃苦受累会是一条捷径吗？是的，只能如此——你既缺少资本，又缺少经验和过人的技术，除了更加勤奋努力之外，别无他途！

我写过的另一位华商大佬——已故白德明先生也曾总结过：“小富靠勤，中富靠智，大富靠运。如果你刚好三样都有，离大富大贵不远矣！”

再说当年的吴二哥，创业打拼也让这个22 岁的青年，在半读半工中懂得了勤俭。他在小食摊上享用最便宜的饭团里，体会到了粒粒皆辛苦。在发奋学习的课堂上吸取了知识。在推销产品的旅途中忍受日晒雨淋和闷热拥挤，但是学会了坚强和经营的技巧。总之，是那些充满热情而又忙碌的岁月，使吴永健明白了生活和创业的真谛。

正是在大学读书期间创办的这间小型成衣厂，练就了吴永健日后成为万隆“制衣大王”的十八般武艺。也可以说，他是凭借当初的十几、二十台手摇针织机，还有那四处推销的产品针织衬衫，成功铺设了事业起飞的跑道。

从1969 年吴永健开始试制第一件衬衫，短短两三年时间，他的小型成衣厂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产品也在爪哇市场上打开了销路。然而，到了1973 年，正当他在万隆干得顺风顺水，兴致勃勃，却因为哥哥永嘉遇到的一桩麻烦，而不得不遵循母亲的指令，要离开万隆去雅加达陪伴兄长了。

吴永健只好依依不舍地停下自己手上的生意，关闭了自己心爱的工厂，收拾行李，来到雅京这个印尼的首都。

那么，哥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大哥有难 兄弟相依

比吴永健大三岁的哥哥吴永嘉，是1965年前往雅加达学做生意的。那一年永嘉也是22岁，他是一个聪明而性格内向的青年，长得眉清目秀，个头比弟弟永健略高一些，但没有弟弟壮实。永嘉自尊心很强，不大喜欢说话，小时候读书成绩一直不错，因此有些孤傲和敏感。

父亲的早逝，使身为长兄的吴永嘉，比其他孩子更多体会到了家庭的困境。每天看着一群少不更事、嗷嗷待哺的弟弟妹妹，还有母亲疲惫忙碌的身影，永嘉感到心酸无奈而又郁闷。他心气很高，觉得在家里帮忙，靠吃苦耐劳榨一桶油、赚一瓶油钱的小生意没有出息。他渴望早日逃离这个家外出赚钱。

1960年尚未高中毕业，永嘉刚刚17岁，就打算辍学离开万隆，去大都市雅加达寻找财路。

吴永健回忆说：“那时我已经14岁了，我还记得，哥哥常常闹着要离乡背井远走高飞。母亲对此又生气又伤心，她很宠爱哥哥，当然不同意老大这么做，但是老大也很倔强，总想一走了之。母亲大怒，威胁说：既然这样，我也想出去外面找钱，不如我先离家出走，就由你在家里负责照顾弟弟妹妹吧！

这一下子，哥哥害怕了，他怕母亲真的说到做到，而他无论如何也应付不了家里那一大摊事情。于是，老大只好暂时打消了去雅加达谋生的念头，继续埋头读到高中毕业。”

可能是身体相对较弱的缘故，吴永嘉自幼对医学、尤其是药理学比较感兴趣。中学毕业后，永嘉先是考取了万隆的一所医科大学——穆斯波多学院，准备将来当个医生或者药剂师。可惜，或许是心理不过关，无法忍受遗体解剖课程，便产生了厌学情绪，结果只读了不到两年就退学了。之后，他又尝试转到一所商科学校攻读银行贸易专业，但是因为印尼文不是很好，上课也感觉枯燥乏味，没过多久，又半途而废。

从商科学校退学后，吴永嘉再也不愿意呆在万隆的家里了。妈妈不再反对儿子远走高飞，她有一个娘家哥哥在椰城开商行，做布匹等洋货输入（进口）买卖，永嘉就投奔舅舅，去他那里打工当伙计了。

一晃五六年过去，吴永嘉在雅加达舅父的店里已经成长起来，从跟随舅父学徒，变成了独当一面的经理。他渐渐熟悉了经商的门路，结识了不少商界的朋友。1971年，一位在雅加达从事进口贸易行当的香港商人庄景鸿，成为了吴永嘉的合作伙伴。他们当时看准了塑胶原料原子米在印尼的市场前景，便一同合作，开始经营从国外向印尼输入原子米的生意。庄景鸿负责从国外采购办货，装船运至雅加达丹戎不碌海港，吴永嘉则在当地负责办理政府颁发的输入准字，还要跑海关领货，再销售给爪哇岛的各个塑胶工厂。他们的客户有雅加达的，还有一些在中爪哇三宝垄。除了进口原子米，他们也做土产出口，收购印尼的咖啡豆、椰干、虾饼等等卖到国外。

做这种国际贸易需要大笔资金，永嘉与庄景鸿以及舅父陈名谦合作，所占的股份是25巴仙（25％），但是他的本钱不够，而舅舅也没有借钱给他做本。弟弟永健那时在万隆已是一位成衣厂的小老板，资金拆借和周转都比较灵活，他听说了永嘉的难处，便自告奋勇助哥哥一臂之力。

永健的胆子很大，为了支持哥哥事业成功，不惜以高达3.6％（3.6巴仙）的利息，从陈景树和陈国瑞两位朋友那里借款，用来帮忙永嘉，每个月要先还利息，才可以再借。永健与李金兆先生平时有棉纱交易，经常向其兑换支票，他也向阿金借了一笔钱，从而解决了哥哥永嘉与他人合作的股本问题。

吴永健与哥哥永嘉（右）。

可是好景不长，到1973年，永嘉因为交友不慎中了圈套，在生意场上遭受了一次严重打击——他被人骗了一大笔钱。。

欺骗吴永嘉的，是一个叫阿永的棉兰华人。此人看上去非常沉稳，言谈举止皆给人豪爽仗义的印象。吴永嘉十分欣赏阿永的为人，和他做过几单生意，均顺利成交，两个人便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正当永嘉已经完全信赖阿永，从而代表公司与其合伙做一个比较大的投资项目时，这个阿永却拿着永嘉给他的60吊钱（印尼盾6000万，吴永嘉生前说过，这些钱在当时可以买几十辆奔驰汽车）一去不复返了。

一般来说，从前东南亚一带华商合伙做生意，往往看重的是情投相投，重视口头承诺，信奉所谓的一诺千金，不大在乎一纸公文，不像西方人那样讲究法律程序和契约关系。印尼尤其这样，国家原本法律不严，有钱什么事情都能搞定，大家都是靠朋友介绍，相互建立商业关系，其好处是直截了当，一拍即合，如果运气好对路子，发财很容易。一旦遇人不淑，难免被无赖之徒钻了空子，被人把钱吃掉，弄到叫苦不迭，气血两亏。

可以说，在印尼做生意的，但是几乎没有不被别人吃钱的。这似乎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规律，或者是每个人在商战中必付的代价。

吴永嘉被阿永吃掉的60吊钱，在1970年代是一笔很大的数目。那时候在印尼1公斤的黄金，只需花2吊（200万盾）多一点就可买回来，这60吊差不多等值于30公斤黄金。而永嘉与人合伙的股本都是弟弟永健帮忙筹措的，他却被阿永害得人财两空，血本无归，怎能不痛心疾首，寝食难安！

更令他崩溃的是，与他合作的香港老板对他产生了怀疑，认为是永嘉在其中故意“做局”，又以给人欺骗为借口，吃了公司的钱。二人几次见面，都是不欢而散，任凭永嘉怎样解释，合伙人的疑虑也没有打消。这当然使自尊心很强的吴永嘉很委屈、很受伤。想想自己已三十出头，还没有成家，事业上又跌了那么大的跟头，真是欲哭无泪，万念俱灰，他当时最强烈的念头：一是把阿永干掉，二是自我了结，一死了之。

可是吃了大钱的阿永已消失到无影无踪了，吴永嘉整天魂不守舍，就像那首闽南歌中所唱：“一时失志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那通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

他得了抑郁症，既无心做事，也不愿回到万隆的家里休养。长时间的郁闷，让他神思恍惚，日见削瘦。

妈妈知道了这件事，心疼的叹息流泪，她不停地祷告，祈求仁慈万能的神帮忙施加影响，使大儿子重新振作起来。同时也做出决策，要求次子永健马上赶往雅加达去陪伴哥哥，一直到他康复为止。至于永健正在万隆经营的针织服装厂，先关掉再说，虽然工厂已经做得比较成功了，但是再怎么样也比不上陪伴和拯救兄长更重要！

吴永健听从母亲的安排，解散了工人，急匆匆赶到哥哥身边。

弟弟的到来，使消沉中的永嘉感到了些许安慰。这对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自然是相互关爱的，有弟弟陪伴，永嘉的生活减少了孤独，他那时虽然沉默寡言，表面上显得有些冷漠，但内心深处对手足之情还是充满依恋。

他们同住一个房间，永嘉经常整个晚上睡不着觉，三更半夜一会儿开灯，一会儿关灯，有时候刚刚躺下几分钟，便突然像从噩梦中醒来那样，惊叫一声，忽地一下坐起来，满头大汗，喃喃自语。永健那时才20多岁，正是好睡觉的年纪，但是被哥哥不停弄出的响声，吵得整夜无法安眠，他也从不抱怨，非常耐心，每次都是好言相劝，说一些宽心的话安慰永嘉。

四十年多前的雅加达，已经因为国家经济起飞而显得活力四射了。许多地方正大兴土木，宽畅气派的谭林大街和苏迪曼大街已初具规模，众多外国银行和商业机构的大厦开始拔地而起，伫立在这条大道的两旁。与凉爽安静的花都万隆相比，喧嚣而炎热的雅京，堪称是一座繁华夺目的万象之都。

1970年的雅加达谭林大街。

为了让哥哥尽快从忧郁中摆脱出来，吴永健深知，必须想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使他不要一个人独处而胡思乱想，从而淡忘上当受骗的愤懑。

于是他每天央求哥哥陪同自己出去游玩，放松心情。他们或乘“的士”出租车，或者步行，先后游览了哥达（Kota）火车站附近的老城区市中心，逛遍了班芝兰的唐人街、大南门、小南门、三间土库，以及荷兰时代的总督府和渔港码头；又去芒加伯刹路边的罗戈沙丽（快乐世界）看电影，品尝各种小吃。他还拉着哥哥特意前往总统府附近的莫那斯独立广场，参观了耸立在广场中间的独立纪念塔。这座当年由苏加诺总统下令建造的纪念塔，高达132米，为整个城市的制高点。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华侨青年一样，永健和永嘉从小就是苏加诺的崇拜者，现如今仰头观望这座巨大的建筑，物是人非，不禁感慨丛生。他们买票走进塔内，随着人流乘坐电梯来到塔顶，放眼望去，高楼大厦、宽阔街道、潮水般的汽车和满城的绿树花草，尽收眼底。

吴永健心潮澎湃，眼花缭乱，首都毕竟不一样啊！心情原本郁闷的哥哥吴永嘉，此时登高望远，精神也不由得为之一振。

事实上，永嘉虽然因为被骗，使与人合伙的公司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是他所面临的境遇其实并没有那么坏。在舅父等人的调停下，公司的业务还在运转，永嘉在公司所占的股份，只是由最初的25巴仙，相应缩减到10巴仙，以此承担了他对自己失误应负的责任。

吴永健在雅加达陪伴哥哥大约两年时间，永嘉渐渐康复变得正常了，他与香港友人的合作关系一直维持到1978年，才最终解体分手。而弟弟永健在来椰城后不久，便敏锐地发现了另一个生意的门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哥哥，永嘉也表示赞同。于是，兄弟俩在创业路上第一次开始了肩并肩的紧密合作。

这是1975年。按照中国人比实际年龄虚长一岁的计算方式，吴永健正当三十而立，哥哥永嘉33岁。但此时的兄弟两人都还没有结婚成家，仍在为事业拼搏奋斗，未来的阳光和风雨，正在前进的旅途召唤着他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