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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最早属于哪个朝代(上海最早的时候叫什么)

    王韬陈玉兰辑校《弢园尺牍新编》收录王韬致粤人书信共82通,在全书中占有很高比例。田晓春辑校《王韬日记新编》新辑入少量未刊日记,与已刊日记、尺牍相印证,笔者发现王韬旅港期间明显扩展了交往圈子,在文官、文人之外,商人、武将、“粤工”也进入其友朋

    上海最早属于哪个朝代(上海最早的时候叫什么)

    王韬

    陈玉兰辑校《弢园尺牍新编》收录王韬致粤人书信共82通,在全书中占有很高比例。田晓春辑校《王韬日记新编》新辑入少量未刊日记,与已刊日记、尺牍相印证,笔者发现王韬旅港期间明显扩展了交往圈子,在文官、文人之外,商人、武将、“粤工”也进入其友朋之列。多年来,学界先进研讨王韬生平、思想、交游、创作,异彩纷呈,胜义迭出,唯对王韬与粤人交游方面尚多阙略。笔者不揣浅陋,利用尺牍、日记、诗文作一点考释,就正于通人雅士。

    “上海前期”回顾

    王韬(1828-1897),江苏苏州甫里(今甪直)人,一生除乡居时期外,1862年前定居上海,1884年从香港回沪定居,有“上海前期”、香港时期、“上海后期”之分。1843年上海开埠,英国人率先开设领事馆,遇到最大困难是缺乏中英文翻译,不得已,请年仅15岁的广东香山人唐廷桂赴沪服务。首先跟随外商来到上海的是广东买办。香山买办吴健彰,自1848年起任上海道台达7年之久。小刀会起义的领袖刘丽川也是香山人,与吴健彰素识,起义军骨干大都是广东、福建人。开埠早期的上海,充斥着广东、福建人的身影,王韬继室林琳就是福建人。1858年底,王韬两次写信给吴健彰求助,凸显他在“上海前期”的落魄。

    开埠前十几年(1842-1855)的上海商界,主导大宗贸易的商人除西方人外,主要是福建人和广东人。1853年,《遐迩贯珍》报道小刀会起事时,说上海“五方杂处,而闽粤人居多”。王韬自己在《瀛壖杂志》中写道:“闽、粤大商多在东关外,……闽、粤会馆六七所,类多宏敞壮丽,……近来闽人生意大衰,……粤人则多在北关外,较昔更盛,大半在西人处经纪通商事务。”“黄浦之利,商贾主之。每岁番舶云集,闽、粤之人居多。”(岳麓书社版第13页)小刀会起义后,官府禁止闽粤人居住县城内,粤人迁入北关外(英法租界)及虹口地区定居。

    王韬早年到上海墨海书馆“佣书于西人”,势必要接触旅沪粤商,但他此时文人习气尚重,即有交往,亦鲜记录。咸丰三年(1853)正月,道台吴健彰两个公子到上海探亲,慕名前来拜会,王韬为之题诗《双璧行赠延陵两公子》。(陈玉兰校点《王韬诗集》第57页)这可能是王韬最早与粤人往还的记录,这首诗纯属奉承性质。承珠海市吴流芳老师赐知,此次拜会王韬的,是次子吴家珍、三子吴慰祖。吴家珍(1831-1889),咸丰二年顺天乡试举人,授浙江候补道,曾署理浙江杭嘉湖兵备道;吴慰祖(1837-1886),咸丰二年顺天乡试举人,授工部屯田司郎中。

    吴健彰为最早赴沪的香山买办之一,善于与洋人打交道,超擢苏松长太道即“上海道”,小刀会起义爆发时被捕,潜逃得脱,清廷以“通夷养贼”罪名将他革职拿问,仍令其带罪效力,“筑别墅于城西。”江南士子普遍对吴氏没有好感。弢园尺牍里面有两封致吴健彰书信,出版时改题为《上某观察》、《岁暮干人书》,与日记相对照,可知均系咸丰八年(1858)年底所书,目的是请求借贷以度岁。这一年年底,王韬欠账太多,不得不向这个“名教罪人”求助。信中说,上海地方人士拟重修县志,本人已有《瀛壖杂志》初稿,希望“赐以刻赀”,又提起1853年为吴氏两公子题诗一事,希望吴健彰念及旧情,资助印书费用。不知为何,吴健彰没有理睬。

    腊月二十七日,王韬见杳无音信,不得已再上一函,一改前书的含蓄,明道其意:“今者节逢送腊,时值迎年。贾岛祭诗,亦须枣脯;杜陵守岁,尚办酒浆。……幸勿指取求为瑕疵而诃干请为多事也。”吴健彰仍置诸不答。王韬在当晚日记中说,小刀会起事,吴健彰有不可推脱的责任,纵容闽粤无赖之徒,“以致此祸”“沪人衔之次骨”,这次不肯借钱,将来上海县志“载其秽迹,定不曲笔相宥”。日记中说前一封信“有挟而求”,意思是用修志一事提醒吴健彰重视身后名声,不要因小失大。借不到钱,王韬有恼羞成怒的感觉,这段话似乎是给自己找台阶下,但两人并未断绝关系。次年5月,“吴道普观察有书从吴门至,言《瀛壖杂志》已在荷汀司马处,修邑志时定当採入也。”此后仍与友朋数数谈及,1860年7月还观看了吴健彰阅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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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健彰画像

    同在1853年,广东印刷技工屈昂被派到上海工作,因书籍印刷事宜与王韬多有接触。次年,洪秀全族弟洪仁玕图谋潜入天京,到上海尝试突破封锁线,屡试不果,入墨海书馆协助译书,与王韬一起工作。洪仁玕是当时最为大胆新颖的思想家,1858年出版的《资政新篇》一书提出了办报纸、兴银行、修铁路、设邮局等改革举措,可谓洋务运动的思想先驱,此后王韬提出的各种改良思路,只有少数能越出《资政新篇》的范围。出于政治禁忌,王韬在他的日记、书信中不敢承认洪仁玕对他新思想形成的启发。与洪仁玕的共事经历,使王韬对太平天国产生好感。1860年7月,洪仁玕致信墨海书馆艾约瑟,约他在苏州见面,“坚邀余去,余固辞不往。”(田晓春辑校《王韬日记新编》第479页,以下引用简称《日记》)王韬这一次拒绝了邀请,第二次则欣然前往。次年2月,王韬在艾约瑟陪同下来到天京,这三人都是墨海书馆的“同事”,会面情形似未留下详细记录。1862年2月,王韬上书太平军将领刘肇钧,被官府发现后流亡香港。王韬的“上海前期”,洪仁玕是对他影响最大的粤人。

    1860年之前,经龚自珍之子龚孝拱介绍,王韬结识了宝顺洋行副总买办、香山人曾寄圃(曾学时)。曾寄圃从商之余,雅好经史诗文,出巨资请龚孝拱重注六经,常跟龚、王二人讲论学问。曾寄圃是汉口开埠的重要人物,笔者与钟元泽另有专文探讨。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对曾寄圃推崇备至,自承由曾氏介绍结识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由李善兰力荐于曾国藩,得以完成资送幼童留美伟业。

    粵籍洋务官员

    弢园尺牍中,致粤籍洋务官员的书信占据显要地位。初步统计,给天津海关道、驻美公使郑藻如的有18通,伍廷芳7通,上海道台、福建巡抚丁日昌6通,黄遵宪4通,日本长崎理事官(领事)余瓗3通,闽浙总督何璟、清廷驻扎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上海道台吴健彰各2通。本文将捐纳入官的企业家唐廷枢、郑观应、徐润等列入“粤商”类别,不作“洋务官员”处理。

    定居香港后,王韬与上海道冯焌光(广东南海)、天津海关道郑藻如(广东香山)、船政大臣黎兆棠(广东顺德)、第一任驻美公使陈兰彬(广东吴川)等洋务官员有不少鱼雁往来。游日期间,与何如璋(广东大埔)、黄遵宪(广东梅县)诗酒风流,颇多酬唱,这方面学界已有一定探讨。

    这些洋务官员多数属于李鸿章系统。丁日昌为李鸿章极其赏识的老部下,冯焌光、郑藻如、黎兆棠、何如璋都是李鸿章重用的粤籍官员。所谓洋务运动,曾国藩发端在前,左宗棠、沈葆桢积极响应,但仍以李鸿章最为重要。新型洋务企业吸收了唐廷枢、徐润、郑观应这些杰出的粤籍买办。王韬流亡香港时期,通过黄胜结识丁日昌,透过丁日昌接近其他洋务官员。《弢园尺牍》及续编里面,阐述改良思想比较系统的信件,大多是写给这些洋务官员的书信。王韬与洋务官员有频繁互动,毫不意外。意外的是,他初到香港能很快安顿下来,有赖两位“粤工”的切实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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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藻如

    “粤工”屈昂、黄胜

    王韬初到香港,供职于英华书院,协助传教士理雅各将中国经典译为英文,书院的印刷技术专家屈昂、黄胜,帮助王韬适应了最初的工作和生活。笔者冒昧使用“粤工”一词,用来指称晚清率先掌握新技术的粤籍工程师、技工。曾经留学美国的黄胜,从现代眼光看就是印刷工程师,屈昂则是印刷技师。

    1861年,王韬上书太平天国将领“九门御林开朝王宗、总理苏福省民务逢天义”刘肇钧献计,次年被发现,遭清廷追捕。他躲在英国领事馆里面135天,由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安排登上轮船,前往香港避难,对接的单位是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主掌的英华书院。

    10月11日,王韬安抵香港,从码头前往英华书院,首先见到年届八十的屈昂老先生。“余来港一人未识,贸贸然至。初入门,即见屈烟翁,把臂欣然,欣旧识之可恃。蒙其导见,理君特为位置,理君仅解粤音,与余不能通一语,非屈翁,几将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初至,即赠眼镜,无以为报。”(《日记》第488页)

    抵港第三天,“屈烟山先生假余银,命购袜履,同往小楼啜茗,几案间多设饼饵,亦可食。烟翁年八十,精神瞿铄,七十二外连举三雄。于咸丰三年曾至上海,居于雒颉医院,与予相识。烟翁亦字昂伯,向在米怜维琳处,福音传于粤由此老。”(《日记》第487)屈昂古道热肠,考虑到王韬身无分文,借钱给他买鞋袜,还带他到粤式茶楼饮茶。

    屈昂(Wat A-gong),也写作屈亚昂、屈阿昂,广东人,1832年左右在澳门向伦敦传道会马礼逊学习近代印刷术,据称为“中国掌握石印技术第一人”,1836年前往马六甲,1844年随理雅各定居香港。1853年,屈昂赴沪工作,与王韬认识。屈昂在上海学会官话,能给理雅各、王韬充当翻译。王韬只会苏州话与官话,不会英语;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会讲粤语不会官话。

    黄胜为容闳同学,留学美国,回港从事印刷工作。1863年黄胜编译了一本书《火器略说》,由王韬润色,丁日昌曾想罗致黄胜入幕,黄胜没有答应。王韬曾替黄胜草拟致李鸿章、丁日昌书信多封。《循环日报》创办的契机,是黄胜得知英华书院有一批印刷设备、铅字准备出售,粤商领袖梁安刚好卸任东华医院主席,遂发起集资买下,用以创办《循环日报》。王韬能在香港大放异彩,黄胜和梁安的帮助可能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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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胜

    认识到屈昂是中国最早的近代技术工人,黄胜为第一代印刷工程师,并非无关紧要。近代西方技术传入中国,首先是印刷术,然后是船舶修造。屈昂最早掌握了这门新技术,并在香港、上海两地加以应用与传播。黄胜受过程度较高的英文教育,不仅学会了操作技能,还掌握了技术原理,能控制整个工作流程并加以改进完善。这种人才,在当日来说是十分稀缺的。《循环日报》的创办,离不开黄胜的技术支持。

    文人与大绅

    王韬以逃犯身份避居香港,粤省著名文人学者避之则吉,不愿与之打交道。同治至光绪前十年间,羊城学人大致以“四大山长”为代表,如菊坡精舍陈澧、越华书院叶衍兰、应元书院李文田、羊城书院罗家勤。这些人物,王韬游广州时都无缘得见。从正统角度看,王韬在省港两地结交的文人都难称名士。萧永宏《王韬与〈循环日报〉》一书,已对该报同仁张宗良等有所考述,不再重复,此处只谈广州文人梁鹗,以及西关大绅伍绍棠、梁肇晋。

    弢园尺牍中,先后有《寄梁志芸茂才》”2通,《与梁志芸孝廉》1通,显然为同一人,茂才即秀才,孝廉则是举人古称。《王韬年谱》考出此人名“梁鹗”,籍贯、生平则没有交代。1872年,梁鹗写成《征刻王紫诠先生〈普法战纪〉启》,刊登于《香港近事编录》,行文汪洋恣肆,气概雄浑。该文经由陈桂士、冯普熙两位香港粤商请求而撰写。陈桂士世居广州,营商香港,王韬与梁鹗结文字缘,可能出自这位陈家祠创始人牵线。1876年王韬《遁窟谰言》一书即将付刻时,写信请梁鹗为之作序。

    得吾友康志斌惠赐科举史料,结合宣统《南海县志》可知,梁鹗(1851-?),字施普,字荐云,一字志芸,广东南海县盐步乡人,光绪己卯(1879)举人,后改名梁芝荣,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第一百二十三名进士,授工部主事。百日维新期间,梁芝荣曾奏上《请设保商会以振国势折》。“与梁志芸孝廉”一信,内称“沪上重逢,酒边话旧”“君年四十,我已六旬”,可推测该信写于1890年春,梁氏入京会试途经上海,两人得以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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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芝荣会试录,康志斌供图

    晚清广州西关大绅,多为十三行巨商后代,普遍通过科举或捐纳取得功名。他们祖上亦官亦商,鸦片战争后他们又以“大绅”著称。《杜凤治日记》常常提到的是伍家、梁家、易家。弢园尺牍里面收录了与梁少亭主政3通,与伍子昇郎中1通,这两人都是名声显赫的西关大绅,家财既富,喜欢寻花问柳,带王韬出入风月场所。

    伍子昇即伍绍棠,十三行总商、“世界首富”伍秉鉴之孙。历经两次鸦片战争,伍家遭受重创,大不如前,仍是巨富之家。伍绍棠通过捐纳得到“候选郎中”虚衔,其人风流成性,可由王韬日记得到证实:“香海小凤校书,绰约多姿,伍子昇郎中喜之,携至羊城,居于别墅。”(《日记》第619页)伍绍棠游香港,看中王韬认识的妓女小凤,带回广州,置之别馆,王韬特地赋诗相赠。从伍绍棠之子伍垣孙的全家福照片看,1900年伍家仍然过着十分奢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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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伍垣孙全家福

    梁少亭即梁肇晋,十三行天宝行梁经国后代。梁氏在十三行时期比伍家来说声势稍逊,但家庭教育极为成功,连续几代都有人考取进士、举人,官运亨通。第二代梁同新、第三代梁肇煌父子先后出任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长),梁肇晋也官至礼部主事,第四代梁庆桂考中举人官内阁中书,第五代梁广照官至刑部主事,第六代梁嘉彬、梁方仲与第七代梁承邺均为著名学者。

    致梁肇晋第一书谈论中俄伊犁条约,痛陈朝廷举棋不定,大约是1882年事;第二书大谈“穗垣小住,得聚云萍”“寻花问柳,具有前缘”,显见王韬此次游穗,梁肇晋、伍绍棠均作过东道主。《王韬日记新编》收录了1886年梁肇晋致友人书片断,说王韬“蔼然可亲”,全因“臭味之相投”。这三人喜欢同入花丛,从今日标准看,可认为是损友而非益友。

    “粤将”

    王韬给武将方耀、方勋兄弟的信达到12封之多,跟他鸿雁往来的还有候补参将李林桂、都司黄添元(黄捷三)、千总罗祺(罗介卿),显得十分反常。笔者将《杜凤治日记》、《循环日报》报道与书信相印证,认为王韬与武人的交往,除了“友谊”之外,还有利益交换的考量。方耀兄弟、黄添元、罗祺这些掌握实权的武将,在晚清军事、治安体制下,都发了大财。按当时的南海知县杜凤治所言,方耀“家资近百万。”(《杜凤治日记》第4898页)晚清带兵将领克扣军饷自肥已成惯例,方耀清乡时责成地方士绅筹集剿匪“花红”(奖金),没收所谓“匪首”财产,大有上下其手的空间;负责广州城治安的黄添元、罗祺,收取赌规及其他陋规数目也甚可观。

    《循环日报》创办后,一直用显要版面报道粤省官场动态。据《杜凤治日记》,粤省督抚藩臬高官评价、黜陟下级,经常会参考港报报道。武将奉承王韬,历有馈遗,是希望王韬不要发布他们的负面报道,多作颂扬,以求稳固自己的位置。清代言官可“以风闻入奏”,这些劣迹斑斑的武将若被奏上一本,难逃处罚。

    1887年,广东水师提督方耀奉旨入觐,来回两次在上海停留,王韬致信称“韬获识阁下二十年”,可知两人约相识于1867年。信中,王韬恭维方耀“行军、剿贼、治民、除莠、濬河、筑堤、办海防、建炮台、设义学、创书院,武功文教,彪炳耳目”,表示要用自己的一支笔表彰方氏的“丰功伟烈”,使之青史留名。这个愿望并未实现。

    晚清名将如云,相比之下方耀显得星光黯淡。咸同兵事的重心在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回民起义,光绪初年的重头戏是收复新疆,方耀只在两广地区作战,很难获得太多关注。然而,若跳出“单纯军事观点”,则方耀的角色足够独特。笔者在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确认方耀是张之洞创办近代工业的重要推动者。1980年代,台湾学者李国祁发现,“张之洞承认其对煤铁为工业之基础的认识是得自粤提督方耀”;另一台湾学者苏云峰指出,方耀“屡与张之洞详谈,建议在广东自炼钢铁,张采其建议。因此张氏对于煤铁方面的知识,可能得自方耀”。两位学者依据零星史料作出的判断,得到社科院所藏张之洞档案的证实。

    方耀(1834-1891),字照轩(兆轩),潮州府普宁人,少年时代随其父方源办团练,镇压广东各地天地会起义,率领“潮普勇”迭立战功,高升至南韶连镇总兵、署潮州镇总兵、广东水师提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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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耀画像

    方耀文化程度不高,但头脑灵活,精明强干,在对付会党、械斗方面确有一套,深受历任两广总督宠信。方耀乐意接受新事物,作风开通,几乎每次上省城都会在香港停留,1883年升署水师提督后,经常从虎门驾船赴港,跟旅港粤商交杯换盏,利用手中权力为商人提供方便,甚至合伙做生意。粤商何献墀投资大屿山银铅矿,内中有方耀的不少股份。张之洞设立矿政局,港报认为是听从了何献墀的建议,笔者相信这份条陈是通过方耀呈递给张之洞。张之洞办理粤省海防,对方耀倚畀方殷,赏识有加,方耀若在转递条陈时力加说项,效果完全不同。

    方勋(1839-1889?)字铭山,方耀四弟,光绪三年受命率队赴台湾剿办番社“叛乱”,以战功授福建候补道,加布政使衔,故王韬尊称为“方铭山方伯”。1884年,方勋奉张之洞之命率领潮普军援闽,参加马江之战,其部下负责保护船厂,“闻警先逃”,曾遭弹劾。

    从1867年开始,王韬结识方耀,时有书翰往来,状极亲密。王韬的钱物帐,记录1885年“入方兆轩三百五十两,入方铭山四十两”。这两笔钱,名义上算是资助王韬的出书费用,实质仍是馈赠。《理雅各传》披露,王韬为英华书院工作,每月得到的报酬只有区区20圆。方耀一次给王韬350两(约合486圆),无疑是出手大方。笔者浏览所及,发现《循环日报》对方耀的报道都很正面,有时还出现十分夸张的谀词,反过来或可证明,方耀给王韬金钱上的馈赠,是一种“投资”。1881年4月6日,《循环日报》称“潮州自方照轩军门莅任以来,除暴安良,兴利除弊,前此犷悍风俗已为之一变”,将残酷的清乡行动写得如此清新脱俗,有违新闻伦理的客观中立原则。同年8月19日,该报报道方耀赴汕头调解海关洋税务司与商人的矛盾,附带评论“军门为潮郡七县物望之所归,一言重于九鼎,任天下事且不难,何况此区区细故哉”。从新闻报道原则看,这种评论毫无必要,刻意揄扬很不正常,令人生疑。

    1873年,王韬游广州,方勋盛情款待,席间问起越南局势,回港后复信,剖析形势,认为反清失败避入越南的刘永福黑旗军无足虑,法国才是“真心腹之患”。1879年东游日本归来,王韬写信给方勋,分析俄、日崛起,将危害中国安全。伊犁事件发生,崇厚使俄立约,中国吃亏,聚讼盈庭,王韬致函方勋,认为最终仍出之于“和”。王韬以报纸主笔身份,帮方耀、方勋兄弟剖析国际形势,频繁地提出富国强兵的具体建议,丰富了他们的西学知识。方耀重视开矿冶炼,或也与王韬的熏陶有关。

    1887年10月22日,王韬自记“同方铭山、梁子修、李林桂到西园小啜。晚,款方军门于中和园……”李林桂是方耀安插在香港的坐探。《弢园尺牍续编》收录了一封《与李林桂参戎》:“去冬文旌莅沪,相见欢然,握手道故,重诉生平,以廿年之老友,十载违睽,而得见于春申浦上,跌宕于花天酒地间,……弟惟愿照轩军门移节北来,或开府吴中,或驻旌白下,俾弟得以老部民扶杖而观德政,与足下长相聚首。”王韬说,希望方耀能够调到苏州、南京任职,这样可以跟阁下时常聚首。“参戎”是对参将的敬称,可知李林桂从香港释放回粤,被方耀提拔为候补参将。

    李林桂原籍潮州,在香港长大受教育,英文水平不错,当过香港警察裁判法庭的潮州话翻译。1874年,李林桂受方耀、方勋指使,勒索孙中山同村富豪杨启文兄弟,被香港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在香港臭名远扬。1885年,方耀通过各种关系疏通港督宝云,特赦李林桂。1887年秋冬,方耀奉旨入觐,李林桂随方耀到上海。他是方耀、方勋兄弟心腹,即使品行不端,王韬也加以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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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报报道李林桂

    弢园尺牍中,有一通写给黄捷三副将即黄添元。黄添元,广东南海人,曾隶方耀麾下,参与围堵南下闽粤的太平军馀部,因镇平失陷被革职,不久复职,曾署理广州城守中军都司,加副将衔。信中,王韬替一位在贵州任职的“丁访廷少尉”请求黄添元金钱上的帮助,显示黄副将饶于资财。另有一通“与罗介卿守戎”,写给广州西关千总罗祺。这两个中级军官,都是直接负责广州城治安的武员。王韬数次游广州,与这两人深相结纳。各种蛛丝马迹表明,王韬跟他们在金钱方面能敞开谈论,应该存在着利益交换。

    1874年8月6日,《循环日报》在一篇报道中盛赞罗祺:“罗君巡防甚为得力,所以中外士人无不交口称之,如出一词。罗君之为人也,才干明敏,胆识优长,而又审慎周详,为地方不可多得之员。”在致罗祺书信中,王韬谈论自己经济状况,又似有所暗示:“而犹可笑者,孔方兄有绝交书,阿堵物无招致术也。送穷文就,避债台成,亦可聊自解嘲,藉作消遣。”

    中山大学邱捷教授点校《杜凤治日记》,给晚清史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晚清广州西关在豪绅庇护下,一度赌风甚炽,按察使看到事情闹得太不像话,拟将西关千总何雄陞撤任,南海知县杜凤治趁机推荐罗祺复出,称罗祺“为人尚知好歹,正壮年巴结之时,任西营最久,财已发过,……如罗祺复任西关,地摊可决其必无有也。”(《杜凤治日记》第4448-4449页)杜凤治深知,负责西关缉捕的武官几乎无官不贪,他推荐罗祺的原因,一是能力较强,二是“财已发过”,意思是已经“吃饱了”,不至于过分贪婪,愿意尽力维持西关治安,肃清有碍观瞻的“地摊”赌博。1883年,因西人殴毙、殴伤国人未得相应惩处,大批广州民众冲入沙面租界,焚毁洋行楼宇多座。为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广东当局命罗祺组建西关“捷字营”保护沙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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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面捷字营亲兵

    港沪粤商

    王韬在“上海前期”交往的粤商较少,他放开胸襟与粤商亲密接触始于香港。笔者曾指出,《循环日报》由中华印务总局创办,主要股东是香港粤商梁安、陈桂士、冯普熙,他们聘请王韬担任《循环日报》主笔。据《理雅各传》记载,到1873年,理雅各告别香港回英定居,意味着王韬开始处于“失业”状态。香港粤商集资创办《循环日报》,给他提供了一个能充分发挥才能的更高平台。

    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一书中,注意到王韬与黄胜、张宗良、洪士伟、洪孝聪、陈霭亭、何启、伍廷芳等口岸“新人”的关系,对他与商人的交往未予太多留意。柯文引用了冯普熙的一篇文章,讨论中国如何由弱转强,但没有提到作者名字,不了解这个作者正是《循环日报》老板之一、香港商界领袖冯普熙。这是一种视角缺失。王韬对发展近代工商业提出了多方建议,除了他在欧洲、香港的观察阅读,与工商人士的深入交往也应是其思想来源之一。王韬日记中留下了甚多粤商身影,如南北行巨擘招雨田、肇兴公司驻伦敦经理刘绍宗、招商局香港分局商董陈树棠,还有三大香山买办唐廷枢、郑观应、徐润。

    据王韬日记,光绪元年(1875)大年初一,“天气晴朗,饮于招雨田寓斋”。正月初一阖家团聚,考虑到王韬在香港没有亲戚,粤商招雨田请王韬到他家饮酒庆贺新春,藉以排解王韬的思亲、思乡之情。招雨田为当时香港金山庄、南北行领袖。招成林(1829-1923),字雨田,佛山澜石石头乡人,14岁只身赴港谋生,先受雇于人,后合伙开办“祥和栈”金山庄,从事国际贸易,继而独立创办“广茂泰”南北行商号,兢兢业业,渐成巨富。招雨田热心公益慈善,多次出资修筑家乡水利设施,为“南海中学”创始人之一。1873年,招雨田当选东华医院主席,是继梁安、莫仕扬之后的第三任主席,显示雄厚的实力。1879、1889年,招雨田又两次出任主席。

    光绪二年(1876)正月,“唐景星廷枢、陈苃南树棠来访,剧谈开矿事宜,良久始去。”唐廷枢为近代著名企业家,所开创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开滦煤矿)至今仍广为人知。王韬时时处处留心新生事物,但毕竟仍是纸上谈兵,唐廷枢却是开平煤矿开创者,他“剧谈开矿事宜”,这些真刀真枪的矿业专业知识,对王韬当有一定帮助。陈树棠,广东香山人,早年在上海充茶叶买办,1872年任招商局香港分局商董,1878年任驻旧金山总领事,1883年起为驻朝鲜总办商务委员,总管中国在朝鲜的外交、通商事务,也即袁世凯的前任。

    同年二月初五,“刘述庭绍宗观察来访,话山西集赀平粜事”;二月初九日,“晚,小宴于以雅以南别墅,唐景星观察为东道主,同席刘述庭、梁小牧、彭芳圃、伍秩庸。”刘述庭即刘绍宗,广东香山人,早年曾充琼记洋行买办,继任招商局汉口分局总办,1882年代表肇兴公司常驻伦敦。彭芳圃,即彭炳辉,金些厘洋行买办,热心慈善事业,1872年参与发起创办广州爱育善堂,1873年任香港东华医院首总理。

    1882年,王韬回上海、苏州探亲访友,1884年暮春正式回沪定居,与旅沪粤商徐润、郑观应、陈辉廷、梁金池、徐秋畦保持密切交往。陈辉廷即陈猷,新会人,《香港华字日报》创始人陈霭亭九弟,担任轮船招商总局高管数十年;梁金池,即梁宝鉴,香山人,在沪任禅臣洋行买办,为当日《申报》唯一的华人董事;徐秋畦,徐润堂弟,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家石印书局。可以想见,这些具有丰富工商业经验的商人,给王韬提供的是有关经济近代化的实际知识,比通过阅读所得更为直接而具体。

    上海最早属于哪个朝代(上海最早的时候叫什么)

    陈辉廷

    有趣的是,王韬的钱物帐记录了1883年“存徐雨之处银一千两”,这是旧时一种理财方式,也即现金不存入银行,而是存放在信用卓著的商人那里生息,证明王韬对粤商徐润信任有加。王韬“上海早期”的日记,多处出现囊中羞涩的记载,香港时期的日记书信中则不太明显,笔者认为主要是他经常得到香港粤商、粤将的佽助,在受聘出任《循环日报》主笔之后,薪金、花红以及“灰色收入”也水涨船高,上海前期的窘迫至此一扫而光。

    广州陈李济是全国四大药号之首,比北京同仁堂、武汉叶开泰、杭州胡庆馀堂都早。1889年,陈李济负责人陈翰藻(陈吉垣)到上海开设分号“广福林”,持西关大绅伍子昇介绍信前来拜会。(《日记》第728页)此行纯属礼节性的“拜码头”,象征意义则极重要,意味着粤中商界领袖了解到,文坛巨擘王韬乐意与商人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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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棋盘街广福林

    小结

    1894年秋,当日还籍籍无名的孙中山准备上书李鸿章,由郑观应介绍,在上海拜会了王韬,据说王氏帮孙中山润色了文稿。这是王韬一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粤人。会面是里程碑式的,象征着改良走到尽头,革命派行将崛起。

    晚清时期崛起的新工商群体,以不懈努力推动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粤商、粤工是其中先驱者。上海最早的民族工业企业是“香港船王”郭松在虹口开办的船厂,1858年虹口各船厂“粤工”集资建了一座鲁班殿,可想见其人数之多。传统的“文人视角”倾向于轻视工商人士,《王韬年谱》对他与官员、文人的往还记载甚详,但几乎不涉及商人,诚为憾事。王韬前后在香港居留近20年,旅英2年有多,其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愿意“降尊纡贵”与工商人士交往并留下记录,在同时代文人中实属难得。

    笔者认为,应跳出固定视角研究人物关系圈。王韬与江浙士人、粤人的交往模式,呈现较大差异。他与粤商、“粤将”的交往带来了更多经济利益,大大拓宽了视野,使他的改革建议更加趋于务实,这是王韬特别突出的价值所在。值得注意的是,王韬与粤籍武将之间的“利益交换”,显示中文报业初创时期,就已出现利用媒体权力牟取不当得利的情况,这是报业史研究不可忽略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