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裸官（为什么说裸官多廉士）

封建社会的官僚制度以“家族主义”为特征。很多朝代，权臣举家迁入外院，形成复杂盘根错节的关系，自然滋生腐败。议员和财团往往是最喜欢搞裙带关系的群体。而魏忠贤等一些宦官也想通过“家族主义”笼络一批孝顺的儿孙，巩固自己的专制权力。这种情况对于老百姓来说无疑是不好治理的。

事实上，统治者也很头疼。为什么历朝历代的皇帝都非常关注吏治？原因是“家族主义”太猖狂了。

与那些政治关系复杂的权贵官员相比，让统治阶级安心的无疑是“裸官”。在一些官办工作管理较好的朝代，从县治开始，就要求官员在异地任职必须符合任职条件，禁止家属前往任职地“陪官”。“古代清官多”这句话虽然是现代人发明的，但也不是没有道理。

清代名臣谢忱被称为岭南三大清官之一，他的情况与“裸官”的定义非常吻合。谢忱孤身一人，在异地当官20多年，期间从未带过家人。平日里，老家的亲戚想去串门，但苦于路途遥远，缺少出行，多年来都很难成行。此外，谢忱没有雇佣员工。他身边甚至没有最喜欢的人。他只雇了两个仆人来照顾他的日常生活。在吃饭这件事上，谢忱充分说明了什么是清廉，“官厨只吃瓜菜”，饭里没有油星。

谢忱的官职不高，他是一个有七品的县令，每年的“俸禄”大约是45两银子。从当时的消费水平来看，这笔钱可以养活一家三口，但是把所有的亲戚都带在身边显然是不现实的，根本不可能养活他们。即便如此，康熙皇帝召见谢忱时，还是没有听到他的抱怨。康熙皇帝问谢忱工资够不够，他的回答是，他从来不觉得有一个时候不够。其他官员之所以走投无路，主要是因为生活太奢侈，所以工资不够。直到康熙五十七年，谢忱在任总督期间去世。临终前，他还把自己一生的13420英镑的“连连银”交给了国家，一分钱也没动。

那么，像谢忱这样的裸官是怎么出现的呢？

这要从回避制度的起源说起。西汉时期，国家刚刚从封建制向帝制转变，因此在政策上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汉武帝上台后，为了避免裙带关系影响政权的运行，他思索着推行异地任职制度。

东汉时“三互法”正式颁布，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员回避制度。所谓“三互”，就是“婚房”和“两州人”要避免。比如东汉时期，有一个叫石碧的官僚预备队。原本朝廷打算安排他在杨珊担任太守，但他妻子的娘家恰好在杨珊，于是石碧请求朝廷回避，被调到平原相。

像石碧这样思想觉悟高的同志，每个朝代都有。到了宋代，避讳制度越来越完善，项目也更加严格。家庭回避、工作回避、科举回避、诉讼回避都写进了章程。明清时期，回避法已经完善。当时明确规定：“凡官员亲属值班的地方，主管或有关人员一律回避。"

我们知道，明初的皇帝大多是硬核，比如朱元璋和朱迪，他们对文武官员要求非常严格。因此，明初官员应符合“南官北出，北官南出”的原则。一旦被任命为地方官员，你就要穿越半个中国，“服务千里”。在…里

到了清朝，这种制度变得更加人性化，地方官员只要不在家乡省份，就要遵守规定。但是，有些官员的家乡在省附近，离岗位很近，因此钻了制度的空子。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后来又增加了“五百里避居”的规定，也就是说，地方官员工作的地方到家乡的直线距离必须超过五百里。这套回避制度旨在使官员到达岗位后无人陪伴和独处。

此外，清朝还颁布了“身在五服，虽居异地，仍应避之”的规定，属于“相对避之”的范畴。到目前为止，这些回避制度在我国法律中仍然存在阴影。

与“回避制度”相匹配的，还有官僚制度。

这个制度给官员的日常生活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在《玉海》号文件中，有这样一个定义：“郡国的居住地叫北京的‘居住地’。”官邸是京官在北京居住的房子。为京官准备住宿是一种福利待遇。根据官员的级别，每个级别的官员都可以住在相应规格的房子里。但是，只有官员才能享受这种待遇，并在任职期间住在官邸。官员退休，必须老老实实搬出官邸，让位给接班人。

官邸制度有一个关键点，那就是官邸的产权始终属于朝廷，任何官员都不能私自拥有。如果一名官员在任期间死亡，他的家人将不得不按照规定搬家。毕竟古人有很强的乡土观念，只有祠堂、祖坟所在的故居才是唯一的“家”，而官邸只是一个临时住所。在很多电视剧中，官在哪里做，家就跟着做，社会关系可以随时随地管理，官邸主人的子女可以享有继承权，这在历史上是不会发生的。

说起古代的回避制度，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刻薄和不合理。事实上，统治者也在考验

对于达到了一定品级的官员，便能享受到这种弹性规定，比如：可以带几名亲属去任职。所以，回避制度对官员的限制，是“有条件限制”。

例如，雍正年间，朝廷就出台了这样的规定：

满族的官员去地方上任，可以带上未成年的儿子。不过，若儿子已成年，就得向上级报备，“若系亲生之子十八岁以上欲带赴任者，具呈该旗大臣请旨方令带往”。当然，那些跟随官员上任的亲属，一来不能经商，二来不能进行“政治联姻”。倘若某官带着儿子去地方任职，他虽然安分守己的当官，但儿子却做生意或与某望族结亲，这种情况肯定要受到惩处。

宋朝对随任亲属的要求最为严格，有“当绝见客，勿出中门”的规定。也就是说，亲属虽然能随任，但他们却得像大姑娘小媳妇一样，在家里闭门不出，禁止抛头露面。北宋时期，河清县流传着“民吏不识知县儿”的顺口溜，这就是在说当时有个父母官任职三年，在他调任时当地人还没见过他家的公子。

其实，“裸官”对于官员来说，不算是坏事。考虑到社会现实因素，古代的回避制度能让地方官省心不少。历朝历代都有类似的规定，就是地方官的任期要在一定年限之内，通常为两到三年。官员从朝廷接到调令，一路舟车劳顿，用一两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抵达目的地，倘若携家带口势必有诸多不便。

除此之外，古代的职务调度是非常频繁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在韩愈的这句诗里我们就能看到，每个当官的都说不准自己的前程。运气好的，今天还在地方当父母官，明天就被调到京城当京官了。运气差的，今天还在京城准备折子，翌日便被贬到边塞，这也是常有的事。反正不论去哪当官，到最后都得告老还乡，落叶归根，倒不如当个“裸官”悠闲自在。

在中国古代，不仅那些州县长官得遵守回避制度，就连封疆大吏亦不例外。清朝时期，京城有个工部尚书陈宏谋，他的“职业生涯”相当的长，足有四十八年。在这四十八年的时间里，他不仅当过吏部尚书、工部尚书这些京官，还先后被调度十二个省担任封疆大吏。这位官运亨通的显达人物，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曾写过一副对子曰：

“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

这位漂泊了大半辈子的高官，就是个十足的“裸官”。任职期间，从不让家眷随行。与家人的联系，都是通过书信来完成的。

海瑞的那句话说得好，“为官不过民之器”。一个活在封建社会的官僚，能有这样的思想觉悟难能可贵。既然当了官，那便是人民公仆。这种质朴的为官思想，并不是现代人的首创。今时今日，我国在整顿吏治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成绩，让许多老百姓额手称庆。现代的廉政廉吏工作，其实有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古代的回避制度。

由此可见，旧社会的官僚制度并不完全是糟粕，毕竟，这些都是古人的智慧结晶，所以其中有许多值得参考的精华。

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玉海》】